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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宇宙不是存在于我的主观精神之外，而是存在于我的主观精神之内。

这就是寓神于形，寓意于言。[44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二。

但这还没有谈到认识本身，要认识事物，就必须格物致知，以心之神明去穷究事物之理。因此，要提倡一个觉字，一旦有觉，则至宝毕现。从心性本原出发而提倡道德践履，通过践履而体现心体本原，这就提高了道德的崇高价值。圣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将去。[111]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四。

[80]《答田付使第三书》，《吴文正公集》卷三。至以一事一物言之，则亦须广求远取，以反覆其理。如道千乘之国，便不说制度如何，只说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

[92] 这样体用同时用功，就可以避免有体而无用之嫌。[97] 吴澄提出的为学的两种方法，也是认识的两种方法。这就明确肯定，心是第一性的，客观事物是第二性的。他认为，天有以理言者，有以气言者，但理是主宰，理在气中。

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。三、郑玉 吴澄之后，又有郑玉（1298？－1357），安徽歙县人。

太极虽是体，但太极本身并无动静体用，言太极则该动用静体在其中。[94]《答人问性理》，《吴文正公集》卷二。早在元朝统一全国前，忽必烈入关中为秦王，即召许衡为京兆提学。他主张博学多识，凡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田乘、兵谋、阴阳、律历之书无不读。

是君子小人之分，不系乎刚柔而系乎刚柔之善恶而已矣。[64] 当然就是所以然，所以然即在当然之中。他认为理外无气，气外无理，就是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如果从积极方面去发展它，也会得出积极的结论。

[14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一。[152] 道是事物当然之理，主要指礼之类。

朱熹主张二者交相滋益互相发明，而内外功夫并用，尤其强调向外功夫。[51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二。

[123] 这里虽是借具体事物为喻，但明确提出太虚即气的思想。及万事万物上看皆如此，然后可见总会处。他这样做是为了论证心与天具有同样的作用，心与天地同。因此，一心可以宰万物，一理可以统万事，这就是一以贯之。当他用这个思想解释心与物、内与外的关系时，则陷入了以心为主的唯心论。[140]《田景延写真诗序》，《静修文集》卷二。

[138]《叙学》，《静修文集》卷一。朱熹也吸收了周敦颐的主静说，认为心之本体，湛然虚明，寂然不动。

他对朱熹哲学的发展，也就是朱熹哲学向心学的演变。但是，对立面之间，又有一方为主。

太极也适用于其他范畴。这同他的穷理之学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

天地间没有什么事物是久存而不变的。但是，根据这一点，还不能说就是唯物论。元朝统一全国后，继续接受程朱理学，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。但如果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，离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，务为高远难行之事，则便不是道了[65]。

以成物言之，知识高明，用于万物，这便是知。[19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一。

[23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一。汤武能通之以征伐，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、纣。

后来的王阳明也是持这种观点，但他是为了论证理气不在心外。黄宗羲说：当仁山、白云之时，浙河皆慈湖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，更不理会事物。

照许衡所说，哪个为主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是以时间为转移的。但是，这里要说朱熹哲学的分化，还不够确切。吴澄单提出静字，不仅以虚静为体，而且以静为主要功夫。这种说法，是对朱熹思想的一个修正和发展。

皆出率性之自然，这便是费。他常对学者说：斯道之懿，不在言语文字之间，而具于性分之内。

所谓与天为一，是说心与天为一，也就是圣人之心犹天也[86]。[57] 朱熹说尽心者物格知至之事、事天者诚意正心修身之事[58]，意思是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互相启发，而格物穷理是尽心知性的前提条件。

[29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二。[99]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二。